条儿_睹物思人_海天散文
“条儿”是一个绰号。确切地说,是一个知青的绰号。叫他“条儿”,是因为他个子高,有点廋。
我认识他,是我到北大荒的第二天下午。我们正在宿舍整理行李,有几人押着一个人进来。细看那人:欣长身材,1.8米左右个头,有点廋;细皮嫩肉,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;眼睛大大,眼神有一些哀愁;稍微再胖点,就是一个美男子。他们把他的铺位指定在上铺,与我相隔五六个铺位。带他进来的人神情都非常严肃,训斥他的口气非常严厉。我们知道有事,都不敢说话。但心里存着一个疑问。他是谁?犯了什么事?
有人偷偷告诉我,这个人是我们连队的知青,绰号叫“条儿”。1969年来到北大荒。因为害怕艰苦生活,半年后偷偷逃跑回老家。在家期间,与人谈恋爱,犯了生活作风错误,又不肯负责,就被老家的有关部门押送回北大荒。
晚上政治学习,我们连农工一排和二排的兵团战士们,在二排的宿舍开联合会议,对他进行批斗,同时宣布对他“监督劳动”。不知道为什么,没有公开他的错误或罪行;也没有说给他戴“坏分子”的帽子。落实到人,由哈尔滨知青龚学兵专司监管。现在看来,是属于戴帽条件不够的“准坏分子”。
批斗会上,兵团战士们态度各异。有人表现比较激烈,,挥舞着拳头喊口号,但大部分人只是跟着空喊口号。拳头举起高的,显示出阶级斗争觉悟高;声音喊得大的,政治前途有发展。总有人会利用一切机会,踩着别人的肩膀来表演。
这就有人喊:“关灯、关灯。”靠近电灯开关的人,听到喊声,立马关了电灯。这时候,听到拳头的打击声,和他的呻吟声。也有好心人,听到打人的声音,急忙着喊:“开灯、开灯。”随着喊声,电灯闪亮了。只见他抱着头,缩成一团的样子。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不知道谁动手打了他。我知道,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手段。打人不负责任。旧时的红卫兵,现在的兵团战士,故伎重演。
从此以后,他就被监督劳动。永远没有休息天。他的工作,除了跟我们一起参加农业劳动外,还有很多的义务:晚上从田间地头劳动回来,他就要马上担上水桶去锅炉房给大家挑洗澡水;冬天,厕所满了,他就要与一帮象他那样的被监督、被管制的“牛鬼蛇神”一起,去掏厕所;有时候,团部的大卡车,送农用物资过来,要捎带粮食回去,大晚上的没有人装车,他们一伙,要随时随地做好搬运工。
那时候,学习“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”。提倡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风吹草动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。凡是有新动向,他们要陪斗。对“牛鬼蛇神”,只许他们老老实实,不许他们乱说乱动。其实,还没有说和动,就被“打翻在地,踏上一只脚,永世不得翻身。”了。我不解的是:他,怎么也成“牛鬼蛇神”了?
不知道什么规定,每个月,只发给他十元吃饭钱。这给他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。他买不起棉帽子,买不起棉胶鞋,更买不起棉袄。初冬的时候,别人都戴上皮帽子了,他用一条围巾裹着头部。他的脚还穿着半高的雨鞋。一件有斗篷的薄棉袄穿在身上。
我曾经问过他,为什么不戴帽子,不穿棉胶鞋?他说:“我没有钱。这个月我省着吃,发钱的时候,就可以去买帽子了。”不久,他果然买来了一顶帽子,戴在头上。海蓝色的海夫绒帽子。见到我,眼睛放出欢悦的光,喜滋滋的样子,拿着帽子对我说:“帽子买来了,出去干活耳朵不会冷了。”我也为他高兴。但我心里嘀咕:我们都戴皮帽子,他的海夫绒帽子,能抵抗北大荒的严寒吗?况且,他的两只脚上还套着半高的雨鞋。我想:他是钱不够。
一天晚上,例行的政治学习完毕,我到锅炉房去打了一盆热水回来,看到他正在烧炕,脱去了他的雨鞋,从里面取出来一大团玉米叶子,两片裹脚布。我才知道他用这种方法度他的冬天。这在北大荒,简直无法想象。但不久就出了事。
那是阳历10月底,连队秋收完成后,放假一天,我们都在休息。有几个被管制对象,被安排去大草甸子,把麦收后割倒的草捆,收集成堆,空闲时派拖拉机去拉回来。大草甸子离开连队有十几里路。上午去的时候,天气还好好的,到了下午,暴风夹着大片的雪花,飞舞在荒寒的大地上。呼啸着的大烟泡,搅得天昏地暗,几十米外都看不清。茫茫的荒野,只有他们几个孤独的人影。等他们挣扎着回到连队,天已经黑透了。
他的两只脚不能走路了,两只耳朵冻成了冰块。他是被他们那一伙人架着回来的。好在那一伙中,有个姓周的,北大荒当地人,在门外取了几桶雪进来,帮他往两只脚上和两只耳朵上擦雪,慢慢的恢复了知觉。我看到他的耳朵,溃烂得厉害,血肉模糊。一直用纱布包着,不断往外渗血水。第二年春暖花开,他的耳朵才慢慢好起来。但是,两只耳轮变成黑色了,从此没有退色。
腊月里。有一天,我发现,他的两只脚穿上了棉胶鞋。仔细观察,原来是旧的鞋,脚腕前部有点破。我问他鞋子的来历,他眼神有些呆,告诉我“鞋子是捡的”。不管怎么来的,他总算是穿上了棉胶鞋。
我在连队三年半的时间里,一直与他在一个排。因为他是“监督劳动”对象,大家怕牵连。平时,没有人敢跟他说话。艰苦的生活还能忍受,被人们抛弃的日子,谁都受不了。后来,我发现:他神情有些哀伤,动作有点迟钝。有时候,一个人偷偷地在流泪。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煎熬和痛苦。他其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这是局外人无法体会到的压力。
1973年冬天,我因为生病,去医院住院治疗,离开了连队。从此再没有见到这个被社会抛弃,被同是知青的我们抛弃的人。但我出于同情,经常会想到这个人。经多方打听,我才知道他后来的故事:在我离开连队的第二年,即1974年下半年,我们连队来了新指导员颜锦荣同志,经过他的帮助,他被解放了。而且被批准回家去探亲。这使他喜出望外。他看见人,便拉着人的手,告诉人家:他“解放了”;要回家探亲了。“探亲回来,与大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”但谁都感觉得到,他反复地在叙述他的心愿;谁都感觉得到,他的两只眼睛里痴呆的神情。
他回家探亲去了。一个多月后,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——他得了精神分裂症。又过了一个多月,他死了。他永远地离开了北大荒。但他也获得了心灵的解脱。在这个世界上,他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他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。我只能祝愿他的在天之灵,能够得到安息!
2019年5月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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